法国文人普鲁斯特是一位对西方美术史极其痴迷和精通的作家，他的奇书七卷本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提及的名画有二百零六幅之多，其时间跨度从14世纪直到20世纪。读他的小说，是否具备欧洲美术史的知识，显得特别重要，而作家本人甚至喜欢称自己的小说就是一幅画作①。更为重要的是，普鲁斯特对名画的细节也往往独具慧眼。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年迈的作家贝戈特去看他心中最爱的维米尔名画《代尔夫特的风景》，第一次亲睹了评论家常常赞不绝口的“墙上的一抹黄色”，并且期望自己的文学写作也能有如此绝美的色泽。其实，这幅画作也正是普鲁斯特本人最喜爱的名画之一②。 
艺术作品确实是由一系列的细节（或局部）所组成的。有些细节是作品的重要环节，往往可以成为人们品鉴作品时留下深刻印象的引子，如前述普鲁斯特的例子。面对雷诺阿的《阳伞》，巡视画中的细节，无疑会加深我们对艺术家用心汲取其他艺术家的影响的诸种痕迹的理解，譬如画中手提帽箱的女性有着鲜明的轮廓线，完全不同于右侧小女孩的画法，前者正是雷诺阿赴意大利旅行并亲睹了他所心仪的拉斐尔的原作的结果，而右侧小女孩则还是印象派常用的人物画法，并没有鲜明的轮廓线。再看画面左上方的树丛，又明显地可以辨出画家的好友塞尚画法的影响。不看原作，不端详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上述的观察与判断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那么一目了然，而只可能在细致的观察和品味中渐显其义。如果说画作中的某个细节恰好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标志，文化语境的了解就显得必不可少，而由表及里的解读尤为关键。如弗朗索瓦·巴布—高尔所说的那样：“人们要理解绘画中的象征的话，就必须迅速摆脱一种误解，即认定对象显而易见的简单就意味着其承载着的意义也是简单的。象征的作用恰恰就在于让心灵从物质转向精神，跨越日常世界的诸种限制，从而窥见更为深层的真理。”譬如在宗教绘画里，那些颇为抽象的观念，诸如爱、圣洁、忠诚或背叛、永生的希望等，往往就是通过象征物细节来表达的。一朵花、一片云彩、一棵树、一枚贝壳、一条鱼、镜中的映像或飞翔的鸟等常常会有特定的深刻含义③。再如，画面上若是两个美丽女性的搂抱或深情拥吻，这未必就是女同性恋的内容，而可能与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有关（“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近，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所以，在美术史上所谓《和平与正义的拥吻》、《正义与和平的联合》或《和平与正义的拥抱》等，是需要另眼相看的。 
 凡·埃克在《乔万尼·阿诺尔菲尼和妻子的肖像》
对于细节的把握，常常需要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语境里才能获得较为可靠的阐释，也就是说，细节关联的不仅仅是某一特定的作品，而可能是一系列的相关作品；我们尤其需要对所要讨论的作品相类似的作品中的细节进行比对，看一看此前的艺术家如何处理，再看一看此后的艺术家怎样应对，这样就可能在一种具有历史参照的条件下，对所要讨论的细节做出比较恰当的理解。弗洛伊德在《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中曾对达·芬奇的《圣母、圣婴和圣安妮》中的三角形构图兴趣浓厚，认为是艺术家恋母情结的表现，即同时得到两位女性（亲母与继母）的爱。可是，类似的构图早已有之，并非达·芬奇的首创。因而，三角形构图是否就是恋母情结的表现，是大可再斟酌的。 确实，对细节的关注和解读深度，往往标志着对整个作品把握的水平。关注作品中的特定细节，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特定艺术作品的具体意蕴。因而，真正的艺术品研究无不包含对特定细节的感知、剖析与阐释④。细节的举足轻重虽然如此显而易见，但是，就如英国国家美术馆前馆长肯尼斯·克拉克爵士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忽略细节：“我们不是细心地观画。有关人们像看书一样读画的古老而又单纯的方法，有许多东西可谈。我们急于回避文学的方法，就常常满足于一种快速合成的印象。或许，一件艺术品可在最初的一瞬间里予以再认，但是，这并没有穷尽其全部的可能性。”⑤克拉克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待绘画，过多地停留在一种视觉的整体印象，而常常不是像对文学作品那样在足够的时间长度上展开甚或反复地进行，从而也就很难真正把握到绘画作品的丰富意蕴。事实上，细节的呈现方式既有直截了当的，如凡·埃克在《乔万尼·阿诺尔菲尼和妻子的肖像》中有意识使用的互补色，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错综复杂的，需要实实在在的苦读细品。 一方面，绘画的细节千差万别，而且程度不同地维系于作品特定主题的表达。另一方面，当我们通过对细节的理解而走向整个作品的意义时，我们同时也有契机反过来细细品味作品整体所关联的诸种细节的多姿多彩。 
有些细节看似只是悦目或点缀，其实关乎整个作品主题的解读。譬如，在文艺复兴绘画作品中，学者们就注意到，花卉的细节常常不是单个呈现的，而往往成组地出现在花瓶或花床中，或者四处散落，宛若微言大义的一连串密码⑥。波提切利的《春》和《维纳斯的诞生》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艺术家不但生动记录了佛罗伦萨地区的诸多花卉，而且以此为爱与美的女神的出场与在场渲染了绚丽多彩的超凡氛围。再如，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并理解了维米尔的名作《音乐课》中打开的小键盘钢琴盖板上的拉丁文箴言“MUSICA LAETITIAE COMES，MEDICINA DOLORUM。”（大意为：音乐乃快乐的伴侣，悲伤的疗药），那么，对于画面中站在小键琴前的女性人物在镜子里呈现的惆怅表情以及整个画面所流露的淡淡的忧郁气氛，就难有比较确定的把握。同样，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珍珠的细节可谓至关重要，因为珍珠是“完美”（包括身体与精神两方面）、“贞洁”和“高贵”的象征，与少女的形象有贴切的关联。虽然蚌病成珠，但在西方的传说里，珍珠乃是露水与光在大洋深处融合的结晶。而且，这一描绘也使得它与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因为后者正是在海洋中诞生的。如果还熟悉《圣经·马太福音》中关于珍珠的描绘的话，我们就更能明了珍珠的雅洁与高贵的特别含义了⑦。有学者注意到，画中那样尺寸和形态的珍珠在现实里或许是并不存在的，艺术家要么描绘的是一颗人工养成的珍珠，要么就是在有意夸张。而不管怎样，艺术家在表现描绘珍珠的无与伦比的技巧的同时，已经完美地隐喻了作品中的这一少女形象⑧。 有些细节甚至关乎一个时代。要理解英国画家为什么常常描绘教堂的废墟，那么，就有必要了解1536至1541年间亨利八世掀起的“解散修道院风波”或“镇压修道院事件”，体悟这些废墟的由来以及所能唤起的特殊情感。与此相关的是，画作细节上如果出现时代性的差错，就成为人们评定赝品的重要依据。英国国家美术馆曾有一幅多人肖像画《三人肖像》）原被看作是15世纪晚期的意大利画作。但是，服装史专家斯特拉·玛丽·纽顿 （Stella Mary Newton）早在1960年就指出，画中人物的服饰是颇有问题的：女孩的帽子是男孩才戴的款式，而中年男子的格子帽则是1913年才流行的样式，而且还是女性的帽子。帽子这一细节上的时代性破绽增添了此作品被判为赝品的一大证据⑨。 
细节的迷人力量往往在不经意中缓缓释放。以提香的杰作《巴科斯和阿里阿德涅》为例，我们对这幅名画不可谓不熟，尤其是对其中具有戏剧性的叙事魅力常常印象至深。可是，在我们情不自禁地被酒神对阿里阿德涅公主一见钟情时的纵身一跃而迷住时，却极有可能不再深究画面右下角全身缠绕着蛇的森林之神脚下绽放的蓝色鸢尾花了。 ...... |
